清華大學錢學森班首席教授：究竟是什么抑制了學生成為創新人才？

進入21世紀后，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加速將人類帶到從未面臨過的一個“奇點”：智力被非人類全面超越，導致對教育的核心需求產生了千百年來最大的一次變化：從知識傳授轉為創新能力培養，且這一轉變到來的速度和范圍都遠遠超過預期，從而使破解“錢學森之問”迅速成為最急迫的國家戰略性挑戰之一。

那么， 究竟哪些素養對成為優秀創新人才最有影響呢 ？

參考美國哈佛大學、加州理工等名校的標準和著名招聘專業公司的經驗，以及心理學和腦科學的有關重大進展和新認識，我們發現創新的“基因”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維度——內生動力：有對科學發現或技術創新著迷般的極強志趣和不斷追求卓越的內在力量；開放性：有強烈的求知欲、好奇心，具有批判性思維和提出有意義問題的習慣，能從多角度看問題，有很好的觀察力，有思維的深度等；堅毅力：包括開始和改變的勇氣，擁抱失敗、屢敗屢戰，對目標鍥而不舍的追求和專注、耐得住寂寞、堅持到底等；智慧：不僅有高考或競賽的智力，也有從實踐、從失敗、從他人處學習和領悟的能力；領導力和團隊合作能力：提出新想法，富有遠見，擁有正能量價值觀，具有全球性視野，有奉獻精神，有表達能力，有動員追隨者和資源的能力，團隊合作能力等。

華人和猶太人被公認為兩個最重視教育、最具智慧的民族。然而，僅占全球人口約0.2%的猶太人產生了覆蓋各個領域的約20%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更不用說還有馬克思、愛因斯坦、畢加索等宗師），而占全球人口約20%的華人卻只產生了不到1%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僅有800萬人口的以色列創新能力僅次于美國，被譽為“創新的國度”。

讓我們看看猶太教育對創新者的影響。作為公認的牛頓之后最偉大的科學家，出生于時為世界科學中心的德國并在德國接受大學前教育的愛因斯坦，第一次考大學失敗，第二次也僅考上當時名氣不大的瑞士蘇黎世高工，上大學時還常常抄襲別人的作業。但另一方面，他對如何隨光一起運動的狂想如癡如醉，并深度自學了尚未列入大學物理教材的電動力學。另一個例子，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天才畫家畢加索，在他的小學階段，上課就如受刑：面對“2+1等于幾”的問題，他就一直搞不清；不斷地被老師和同學們所嘲諷。當幾乎所有人都認定畢加索是弱智時，他的父親始終堅信兒子雖然讀書不行，但繪畫極有天賦，給予了孩子最需要的理解和賞識，在關鍵時期拯救了他。

那么，猶太人的教育究竟有哪些與我們不同呢？除大量閱讀有關猶太教育和文化的資料外，近六年來，我還通過與猶太人在超潤滑領域的密切合作，通過我作為創辦主任的清華大學和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聯合設立的XIN中心，有過不少與猶太教授、學生、管理者、創業家等深入交流的經歷。我了解到，猶太教育從幼兒開始，就一直特別強調和鼓勵：遵循內心（內生動力）去盡情追求和發揮；深度提問（最好能難倒老師）；“擁抱”失敗，勇敢并堅持去做。對照近一千多年來華人的教育，恰恰不重視這幾點甚至背離。我們常見的現象是：遵從父母的意愿而不是孩子們的內心；提問被應試教育不斷打壓，越來越不敢質疑；追求短期目標，不許失敗等。

我在執教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學生們四年的成長優劣，與學生的高考或競賽成績關聯度不大，而與他們的創新素養和潛質關聯度很大。不僅我本人，我的不少同事和朋友也有著類似的經歷和觀察：一些高考或競賽意義上的頂尖學生過于關注短期目標（如每次考試的成績）以及與同學之間的競爭，缺乏源于興趣和志向的內生動力，且形成的學習方法、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等具有巨大的慣性，很難改變。顯然，圍繞高考和競賽進行的學習，并不有利于他們成為創新人才。

我們曾按照內生動力、開放性、堅毅力、智慧和領導力等五個維度，對從全國優中選優的30名高三和少數高二的學生進行了為期四天的有20多位老師面試、心理測試和多種實踐測試，得到一個意料之外卻在情理之中的結果，即排名前五的，竟然都是高二學生。難道高三一年的應試準備，就足以對創新和成才的關鍵素質造成顯著影響？答案是肯定的，這個“優中選優”人群，雖有很高的天分和學習能力，但全面發展的好學生不多。應試教育讓同學們付出了太多，而最應該展現的興趣、激情、思考等卻又明顯暗淡，并影響了他們的大學學習，甚至一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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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簡單高效的。通過恰當地設計考題，幾天考試時間就可以實現對具有不同知識掌握能力的學生進行清晰、公平的分類。但用高考分數作為唯一的招生錄取標準，必然扼殺學生的個性和創新潛能，尤其是高三階段，他們沒有或只有很少的時間和精力，去尋找和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去深入思考考試科目以外的東西，而是整天復習枯燥無味的知識點，并為保持成績的穩定而變得更加小心翼翼，不敢試錯和創新。這使得即使是“學神”也都帶有或多或少的“迷茫者”“受傷者”癥狀：經不起挫折和失??；注重知識的記憶而不是內化，很難實現深度學習。而更大的問題在于，全國每年近千萬考生中的絕大多數，或許是從小學到高中的十二年中，甚至更長的時間里，內心都有“失敗感”。這是一個多么可怕又殘酷的現實。若孩子內心不夠強大（主要來自家庭），哪里還能夠保持住人天生就該有、卻不斷被應試教育削弱的好奇心、自信、勇氣等創新必備素質？

因此，破解“錢學森之問”的最大挑戰來自應試教育。改變應試教育，必須進行基于多維度評價指標的高校招生制度改革。選才擇才的標準無疑是教育的風向標，只有標準變了，應試教育才有可能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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